本书以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为媒介，研究16世纪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全书围绕天主教和儒学的关系，讨论在当时学者之间发生的“基督论”、“年代学”、“儒家宗教性”和“中国礼仪之争”等问题。作者在文本研读和事实考订的基础上，采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对涉及的内容进行“跨文化诠释”。书中引用的中外文资料，很多是近年来学术界新披露的档案文献，还有不少是作者从明清史籍中查考的相关记载。作者认为：明清之际，欧洲耶稣会士和中国儒生之间有着比一般估计的“天文”、“地理”、“历算”、“火炮”等器物层面更加深入的精神交往，甚而在儒家“经学”和天主教“神学”之间，展开过深入的学术探讨。用“跨文化诠释”的方法，重现、审视和判定四百年前发生的“经学与神学相遇”的历史，作者提出：中西方学者之间的初次相遇，给世界激发的是一种“人文主义”，而非“殖民主义”。

本书对16-18世纪汉学、比较经学、比较神学三者相交的历史进行研究和反思。全书围绕着对经典的理解、经典的比较阅读、文化和信仰体系之间相互理解的可能、跨文化的诠释学之于人文科学的地位等问题，通过对汉学的产生、耶稣会传教士与儒家正典的相遇以及“中学西传”到欧洲以后在欧洲形成的思想运动等历史的梳理，展开对文化交流对话中如何共同阅读来自不同传统的文本的思考与探讨。 在第一部分，本书阐释16-18世纪的耶稣会士以及第一代汉学家处理中国经典的方式，他们一方面努力建立一套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致力于构建一种与其对中国思想与历史的不断发展的认知相一致的神学观。在第二部分，本书依据伽达默尔式的经典解读、中国宗教景观中的变易与持存，以及亚洲处境中新生的“比较神学”领域所涌现的问题，从这三方面对这一悠久的智识历史展开反思。

《经学义理》为作者邓国光多年心血的结晶，作者以开阔的视野，对先秦时期经传与诸子以及两汉著作中“理”义的流变、魏晋南北朝文论的经学演绎、南北朝国史所承继的经学传统、清代经学流变等问题作了重点探讨，其中探幽索隐、比堪不同文献记载，从纵向上对中国经学义理之演变作了实事求是的考察，凸显了中国经学演进的内在理路与发展脉络。同时作者成功地做到了将宏观的探讨、把握与微观上的阐发、分析二者相结合，通过对历代经学著作、以及子学、史学与文论著作中经学意蕴的阐发、梳理， 总结出各个时代经学流变的特点和精神。

“神学”发端于12—13世纪人们探索宇宙奥秘的乐趣，本是为超自然知识领域保留的术语。但在16—17世纪，大量自然哲学家和世俗人对神学经典论题的讨论，使得科学与神学以全新的方式结合在一种话语模式中，“神学关切以世俗化的术语表达，而科学的关切则以神学术语表达。神学与其他科学几乎成为同一个领域”。由此形成了一种看待神圣事物的独特方式，即“世俗神学”。后者虽然只短暂存在了一个世纪，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神学与科学的想象》是犹太思想史家阿摩斯·冯肯斯坦一生阅读与思考的结晶。全书细致考察了早期现代科学理念在中世纪的形而上学基础，讨论16—17世纪的“世俗神学”对后世科学、社会学与历史观念的影响。作者以独到的问题意识和视角，将人们耳熟能详的各个思想史片段整合为一幅全面的思想史图景。

本书为清代经学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相关论文集。经学发展至清代，在研究上又达至一新的高峰。乾嘉学派于考据训诂等方面取得了后人几乎无法企及的成就。经学在当时的地位若何？其在有清一代文化中的地位若何？当代人所注意到的于清代文化有重要影响的经学研究成果若何？这些都在本文集中有所体现。

《国学与近代经学的解体》分为两个主要部分：思想、学科。第一部分是“思想”，主要内容为近代经学研究的学者，在历史大转变中，对经学的态度的转变。第二部分是“学科”，主要分几个点：一是古文经学的历史化，二是从今文经学到古史辨派，三是宋学的哲学化，四是从经学角度对现代学科进行反思。由此整理出一条经学现代迁变的线索，并证明：现代以来的学术分科方式，无法真正囊括传统经学的精义，我们有必要回到经学研究中，去全面探讨传统经学的精神。

本书是一种“神学提纲”式的尝试，同时也是汉语学界中鲜有的神学思想文本。 作者从人与他者、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上帝互动中的“关系”范畴出发，考察并把握了当代各家思想学说中的贡献及限制，分析清理在现代性视野底下的哲学和神学，辨析了一条清楚的问题意识，一方面批判了以主体形上学、意识哲学、宰制、同一性原理的思想困境；另一方面则是开启了以互为主体性、语言互动、社群性、解放、差异为旨的思想出路，进而以一种更为批判性的“后自由神学”姿态出现，提出了一条未来可能的一种汉语学界或世界可兹推进的思想方向。 作者尝试在中西方思想的语境中提出自己独立的主张和思想，这是近年来汉语学界难得的思想力作，可供学界检验和批评。

这本《上帝关系与言说——批判神学与神学的批判》由曾庆豹所著，本书最为关键的篇章是第一章“太初有言”。我们认为，神学并不是抽象地理解上述的“关系范畴”，神学所指的“关系”，必须置于语言或符号互动当中来理解。过往的经典思想家、神学家(施莱尔马赫、拉纳、蒂利希)都把这种源于与人交谈的上帝所开展的关系理解成一种内在于人的意识活动或心理的状态，结果，他们都把神学变成一种“人类学”。本书批判了这类“神学人类学”的观点，并指出：只有以语言作为一种符号互动的关系，才能真正摆脱神学人类学化的陷阱，克服种种私人化信仰或主体主义的危机。通过符号互动，我们发现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并证成神学所谈论的“关系”，一是系于本体论的“倾听的神学”，另一是系于行动论的“沟通的神学”，两者又恰好构成了本书所指称的“批判的神学”的内容。

前言 經學曾經長久地塑造了中華文明。正如李源澄《經學通論》所言：“經學者，統一吾國思想之學問。未有經學以前，吾國未有統一之思想。經學得漢武帝之表彰，經學與漢武帝之大一統政治同時而起。吾國既有經學以後，經學遂爲吾國人之大憲章。經學可以規定私人與天下國家之理想，聖君賢相經營天下，以經學爲模範，私人生活，以經學爲楷式，故評論政治得失，衡量人物優劣，皆以經學爲權衡。無論國家與私人之設施，皆須於經學上有其根據。經學與時王之律令有同等效用，而經學可以産生律令，修正律令。在吾國人心目中，國家之法律不過一時之規定，而經學則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萬古長存。董生言‘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也。”百年以來，鼎祚數易，國運遷變，經學不但無預於國家建制，而且退出日常生活。即便在學術研究層面，現代學科建立之後，經學一變而爲史學，再變而爲史料，經學之精神蕩然無存焉。 時至今日，經學已...(展开全部)

本书收集了于复旦大学举办的“中国经学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的比较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上提交的23篇论文，这些论文围绕中国经学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的互融共通，从不同 的角度、不同的切入点和不同的细节分析了这两个诠释学分支的殊途同归之处，做出了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研究，代表着国内诠释学研究领域的先进水平。